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行业动态     |      2020-01-22 22:33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并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合理应用,成为解决市场不良竞争、改善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是我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防范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应对全球一体化的重要支撑。

目前,我国社会信用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制定了全国性的指导文件及制度,浙江、上海、湖北、河北等省份相继出台了社会信用立法,为信用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法律保障,建立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为信用信息的归集共享奠定了良好基础;实现了全国范围的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与国家人口库建立了家政公司信息核查与叠加机制,完善了自然人基础数据,确立企业信息公示制度,改企业年检制度为年报制度,建立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信息7个工作日双公示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官方门户网站“信用中国”运行平稳,所有省、市、区和46个部门与平台互联对接,进行信用信息推送,同时提供信用主体查询功能;建立了部际联动的联合奖惩制度,依托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相关部门在行政事务和履行相关职责过程中,对“红黑名单”及失信被执行人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加强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在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查询交易参与者是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记录名单,发起对失信“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在商务领域、公共服务等过程中,推进对诚信企业实施“绿色通道”“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一)缺乏系统性的信用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的信用法律体系,多数省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法规空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依据的多为制度文件形式,未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约束力不强;在内容方面,相关法规在信用信息归集、查询、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粗略的规范,尚未将数据共享、联合惩戒、信用信息安全机制等方面包含进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的法律依据不足。

(二)信用信息征集存在壁垒,总体数量质量不达标。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息量距离“全覆盖、无死角”还有较大差距,部分省份“双公示”信息量不足、信息总体数量质量不达标;信用信息征集存在壁垒,信息共享交流不畅,部分重点部门上下级平台之间接口标准不一,导致部分信息不能统一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部门企业不经营或被吊销后未履行注销手续退出市场,部分市场主体对报送年度报告工作不重视等,导致信用信息无法及时更新。

(三)信用产品应用场景有限,创新性产品匮乏。信用产品应用场景有限,主要为各政府部门在行政审批、公用事业、项目投资等传统领域进行查询及实施联合奖励惩戒机制,其他类型市场主体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程度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创新性与技术前沿精准把握优势,海量的数据未能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有效融合,数据价值未得到进一步深挖利用,针对广大市民主体的信用产品较匮乏。

(四)依法守约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未形成。依法守约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未形成,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推进。民营中小企业治理不规范,企业间互保、联保情况较为普遍,抵御商业风险能力偏弱;社会对破产制度的功能认识不足,一些企业家在发生资金链担保链风险时选择“跑路”而不愿寻求破产保护;恶意逃废债等行为还时有发生。

(一)推进信用立法工作,提供法制保障。要加强法律规范建设,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对信用服务机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侵犯个人隐私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处罚。要遵照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以有效规范信用信息的采集、整合、交换、发布和使用,确保对失信行为认定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尤其是在个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评价应用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界限、信用修复、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市场信用信息的采集应用等方面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

(二)打破信息孤岛,大力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加强各部门推送信息技能培训及信息报送数量及质量考核,建立对企业数据自主报送的奖惩机制,提升整体数据数量与质量;畅通连接渠道,健全政府部门间和部门与企业间信息交互机制;拓展信源渠道,围绕社会关注度高、时间节点性强、对推动信用工作有重要意义的领域开展信用信息的主动采集,特别是围绕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信息记录;创新采集方式,依托第三方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机构采集市场主体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信用信息;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深度融合路径,推动建立健全与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相关的司法大数据的归集共享和使用机制;对不再开展实际经营业务的国有、集体企业进行清理。

(三)加快政务诚信建设,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强调依法行政、政务公开、守信践诺和失信惩戒,提高政府部门的诚信度,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承诺不兑现、“新官不理旧账”、政府工作人员不作为等督促整改,将地方政府和公务员因违法违规、失信违约被司法判决、行政处罚、纪律处分、问责处理等信息纳入政务失信记录、追究责任,政府机构被列入法院失信被执行人或其他“黑名单”的,及时修复信用、动态归零。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机制,依靠技术和数据搭建信用资讯平台,通过信用管理实现“宽进严管”的管理模式,实现“事前管标准、事中管检查、事后管处罚、信用管终身”,区别不同主体信用状况的分类监管,瞄准违法失信风险的精准监管,多部门配合联动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贯彻到市场主体整个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四)健全联合激励惩戒机制,构建有效的信用修复机制。持续扩大联合奖惩涵盖面,在现有社会信家政服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基础上,将联合奖惩扩大到具有行政职能的所有政府部门,做到信用信息全覆盖、无死角。对各行业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和信用状况重点关注对象的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及涉嫌严重失信个人,建立自我纠错、主动自新的社会鼓励与关爱机制,开展诚信教育和信用修复专题培训,不断增强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督促其限期整改,并向社会作出公开信用承诺;以建立针对未成年人失信行为的教育机制为重点,通过对已悔过改正旧有轻微失信行为的社会成员予以适当保护;探索对因一时失误、没有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企业经营者被执行人实行有条件变更部分限制高消费等措施,为企业家重新创业松绑。

(五)创新信用产品,推动信用示范城市创建。扩大信用产品应用场景,面向广大社会公众,建立个人信用评分机制,建立包含身份特质、履约能力、遵纪守法、经济行为和社会公德等的指标体系,开发公共出行、图书借还、“最多跑一次”等“信用+”应用场景,同时注重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对身份、地点等信息进行脱敏处理;依托现有平台,广泛归集整合注册登记、纳税、社保、知识产权、水电煤气、仓储物流等相关公共信用信息,创新推进“信易贷”“信易租”“信易行”“信易游”“信易批”等联合激励项目,促进守信主体更加容易获得融资信贷、办公设备租赁、交通出行等服务,提升守信获得感;在信用产品开发方面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发挥其在数据处理、算法计算等方面优势,不断提升信用产品的科学性。推动信用示范城市创建,实施城市信用监测机制,督促信用监测排名靠后的城市对标先进、奋起直追,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信用创建氛围。

(六)健全安全管理机制,加强信用信息安全管理。互联网、云计算强大的信息抓取能力,使个人及企业成为信息透明体,如杭州某信息采集企业可以瞬间抓取近十亿人的信息,个人的信息标签数最多达3564个,信息一旦泄露,损失难以弥补,由此可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应加快完善立家政公司法,健全信用信息安全管理体制,完善信用信息保护和网络信任体系,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安全监控体系,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开展风险评估,实行信用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开展信用信息系统安全认证,建立和完善信用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机制,加强信用服务机构信用信息安全内部管理,强化信用服务机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加大安全保障、技术研发和资金投入,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信用信息安全保障系统,依法制定信用信息采集、整理、加工、保存、使用等行业标准。

(七)结合新技术,培育市场化服务组织。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已拥有数个具有号召力的信用服务品牌,日本则建立起具有执行力的行业协会,我国应培育具有公信力、市场化的信用服务机构或行业组织,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海量数据,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结合,将电商、金融、生活、汽车、教育、房地产等重点行业模型化,在精准广告营销、大数据安全、反欺诈征信服务、企业市场决策模型、数据化行业趋势分析、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等方面提供产品,全面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代化水平;指导并推动信用服务业协会的成立,担负起向社会宣传各行业企业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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