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等|网络传播研究述略:从本体研究到规范研究(上)

 公司新闻     |      2020-07-07 22:22

【摘 要】互联网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导致网络传播研究的边界产生巨大的流动性,主题庞杂、难以分类,不利于对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评价。在综合研究对象、研究取向等因素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四十年(1978-2018)来的网络传播研究归为本体、使用、现象、实用、规范五个层面,以期更好地把握脉络、总结得失、展望未来。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走过整整四十年。由于互联网无与伦比的渗透力,网络传播不仅在传播学分支当中成为显学,而且和诸多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产生交叉。加上网络的地理跨越与共时呈现,去中心、多节点的民主性,以及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叠加性,更致使此一学科的研究边界生成了巨大的流动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十分有必要仔细梳理,网络传播到底在研究什么,可以分为哪些主题类别,各类别又积累了哪些成果?

关于成果的分类,学界存在多元的看法。有学者在分析了网络传播十年研究主题的变迁后,将成果划分为十个门类:互联网媒介、互联网实务、本体论、互联网文化、媒介融合、互联网管理、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学科教育、互联网研究方法以及其他[1]。这种分类方式虽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分类依据,致使类目存在重叠和遗漏。

也有学者在对大量文献进行数据挖掘、绘制出高频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的新媒体研究形成了四个主要的聚类,即媒介融合、网络传播、社交媒体、大数据,各个聚类多有交叉[2]。这种分类方式存在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反映的只是某段时间内实际的热点,因此依然无法从整体上对网络传播可能的研究领域做出全面归纳。

还有学者在多年撰写年度综述的实践中,形成了技术与网络、终端与应用、内容与业务、媒介与组织、舆论与影响、战略与产业、体制与治理的分类模式[3]。这种模式虽然涵盖面广,但未能对所分类目进一步整合,显得过于条块化。由此展开的成果梳理和评价,只能“各自为政”,彼此缺乏关联,不利于从整体上总结网络传播研究的得失。

一是本体研究,主要围绕特定传播工具展开,以对技术、应用的介绍为基础,再上是对其传播特性的总结分析,再上是对这种传播特性所造成的可供性以及对个体、社会产生的影响的分析,从而构成“传播工具变革——传播方式变革——生存方式变革+传播关系变革+价值关系重构”的线索。主要包括互联网研究(Web 1.0,Web 2.0,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研究(论坛、即时通讯、新闻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短视频、直播网站等),新技术研究(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等)。通常采取经验概括、诠释分析的范式。本体研究是研究的根本,其他研究都以其为基础。

二是使用研究,这类研究不是从人文思辨的角度分析技术有哪些特性或潜能,而是直接分析现实中技术是如何被采纳、使用的。通常采用客观经验范式,通过实证分析的路径,挖掘相关真相。可以是对互联网普及情况的调查,也可以是对网络行为(如上网、聊天、发帖)及其心理动机的研究,还可以是对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中究竟如何利用新媒体、权力如何利用网络进行控制的研究。使用研究是对本体研究的丰富,让我们了解到人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网络新媒体的,从而更直接地体察到传播工具的哪些特性真正与现实发生了勾连。有不少特性是被基于人文思辨的本体分析所忽略,而在具体的使用中得到凸显的。

三是现象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人们如何使用新媒体,而是指向使用中所沉淀出的新现象、经由现象展现出来的新规律以及由新现象所构成的新环境等。研究者试图对这些现象进行把握(成因分析、特征分析、趋势分析等),进而加深对网络传播的认识。如对网络红人、网络社区、网络舆论、网络事件,作为现象的网络新闻、互联网广告,以及议程设置、二级传播、沉默的螺旋等效果在网络时代是否存在等方面的研究。现象研究是对本体、使用研究的深化。

四是实用研究,这类研究思考的是网络传播环境下,社会中的个体、组织——主要是组织——可以如何运行,怎样实现网络潜能。主要是为行业、企业等如何适应网络化生存、如何转型发展提供对策。实用研究是对本体、现象研究的延伸、推广。

五是规范研究,这类研究思考的是网络传播环境下,社会本身应当如何运行,存在哪些问题,问题由什么导致,应该如何应对等。规范研究主要是从互联网治理,即从如何打造一个更理想的传播秩序、社会环境的角度,提供研究思路。为了得出合理的结论,规范研究通常在本体、现象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发现技术、技术引发的新行动、新现象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之道。

四十年间,学界对网络传播和互联网诸技术、诸应用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开始将网络视作信息革命技术的一种,只是终端的连接(主要集中于1994年之前的研究),到认识网络在内容连接、关系连接方面的巨大意义;从探究作为基础设施的网络,到勾勒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不断融合;从单一描划技术-社会现象,到勾勒整个网络社会;在此过程中,学界日益意识到互联网本身的复杂性,试图通过确立网络发展的里程碑,把握网络进化的逻辑,并尝试开掘究竟是何种特性,造就了互联网及其相关应用在传播上的巨大力量。

在对网络本质的把握上,早期曾有不少学者简单将互联网理解为一种新兴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的发展和延伸,“第四媒体”的提法一度流行。但其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仅从“媒介”的角度,无法把握互联网的本质。对于互联网与媒体/媒介的关系,形成了两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反媒介”。如陈刚(2012)指出,“新媒体不是媒体”、“互联网本质上超越了媒体”、“网络是媒介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作为媒介的根本特性是反媒介,即媒介自身的淡化”[4]。一种认为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如喻国明(2015)指出,互联网比传统媒介多出一个维度,由此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价值空间。[5]还有研究者将渠道抽象为连接,指出网络的本质在于连接。

在对传播模式的分析上,很早就有研究者认识到,互联网将推动社会进入“后大众传播时代”。一批学人因而尝试构建新的模式,以此更好地把握网络传播的现实实践。其中,杜骏飞(2001)提出泛传播,认为网络时代,层级对传播产生作用的权重极其不确定化,宏观系统中的每一层级元素都可能是其它元素的信源、层级或信宿,并且始终是泛指而非确指的[6]。何威(2010)提出网众传播,认为今天的传播是由网络化用户集合而成的网众所发动并参与的网众传播,用户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可以是人,也可以非人[7]。李沁(2015)提出沉浸传播,并将其理解为: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每个媒介终端都是整个泛在网络的一个节点,人类可以在这个无边的网中穿越时空,在虚拟与物理两个世界自在漫游。沉浸媒介中,人、媒介、环境互为彼此,互相交融。在李沁看来,人即媒介、社会即媒介、环境即媒介,媒介因此可以定义为“以人为中心的一切存在”[8]。

在对变迁逻辑的分析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种侧重分析网络形态的进化,一种侧重分析传播应用的进化。

网络形态方面,高钢(2010)较早将互联网进化的基本线索落脚在“连接”上,总结出了一套网络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交叠发生的演进线路图——Web 1.0时代:机构为主体的公共传播,人与信息的连接;Web 2.0时代:个人为主体的社会关联,人与人的连接;Web 3.0时代:物质社会与人类世界的全方位信息交互,人与物质世界的连接[9]。彭兰(2016)则指出,过去的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人与内容(Web 1.0)、人与人(Web 2.0)、人与服务(Web 2.0)的连接,而未来的趋势是智能化。万物皆媒、人机合一、自我进化将成为智媒时代的核心特征[10]。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发布会明确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包括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并强调要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升级

传播应用方面,方兴东等人(2014)从社会传播的角度,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归为三个阶段、三次变革。第一阶段为商业化或者说门户阶段,社会传播模式还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互联网的媒体属性非常突出。第二阶段为社会化时代,变革主要在于内容的生产,社会传播的力量从机构转移到个人。互联网的社交特性成为重点。但此时个人媒体能量还有限;第三阶段为即时化时代。该阶段,先是由微博进一步变革了内容的传播,并使个人媒体具备了大众媒体的传播能力;再是由微信使得人际传播具备了大众传播的能力。以博客、微博、微信为代表三次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传播的模式和方式,其深度和广度在历史上都是革命性的[11]。胡泳(2007)也从类似的角度分析Web 2.0,指出Web 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能和资源主导的体系[12]。

在对变迁的现实意义的分析上,彭兰(2014)指出,中国互联网二十年,一方面是网络媒体的壮大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网络媒体向网络社会扩展的过程。网络媒体从早期的时效性、整合性、参与共动,向视频化、移动化、社交化发展,对公共意见表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3]。胡泳(2018)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二十年之前,网络意味着新生活;而二十年之后,网络变成了生活本身。互联网像催化剂,在促进一拨拨年轻人飞速成熟的同时,也促进社会构成的改变:打破以往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会、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前所未有的生活可能性。”[14]

此类研究的对象更加细化,通过聚焦网络中的各种具体应用,分析它们的传播特性和意义。从早期网络媒体,到Web 2.0初期应用(论坛、博客、RSS等)和终端变革造成的应用(短信、手机报等),再到后来的微信、微博、短视频……新应用的出现不仅为商业化带来新可能,也为网络传播研究带来新想象。如对于微博,喻国明(2012)指出,微博的出现不仅仅使人们的信息沟通更加便捷和即时,也不仅仅使人们在向社会“喊话”时有了一个“点对面”传播的“麦克风”,其真正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凡是大面积的社会传播必须依赖“大媒体”的格局[15]。

在新旧媒体关系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媒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就要退出历史舞台,“报纸消亡论”、“广电媒体衰落论”都是讲不通的,因为这些“传承媒体”(legacy media)都在转型、演化为新的媒体,其历史形成的格式、习惯和文化嫁接到了新的平台。胡泳(2007)指出,“旧媒体从来不会死亡,死去的是我们用来获取媒体内容的工具。”他认为,一旦一种媒体令自身满足了某些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会在传播选择的更大系统内持续发挥作用。每一种旧媒体都被迫同新崛起的媒体共存。“这就是融合作为一种理解过去几十年媒体变化的方式,比起数字革命的范式更有说服力的原因。”[16]

在对互联网媒介特点的分析上,早期研究通常聚焦于“数字化、融合性、互动性、网络化”等要素的概括和解读。但这种以某种技术特质区隔新旧媒体的办法,失之简单,难以系统全面地构建一套新旧媒体的评估体系。而潘忠党(2017)引入的可供性概念,则提供了一种理解新媒体的新视角。

由上表[17]可见,潘忠党借用“可供性”(信息技术对具有特定感知和技能的行动者而言所具备的行动之可能)概念,用三种可供性(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作为标准来衡量媒体的新与旧,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这显然是一种将“新媒体”予以更加抽象的理论提炼的努力。

技术是塑造网络传播的重要因素。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AR/VR等进入大众视野,对新技术的介绍、分析、前瞻在网络传播学界蔚为大观。如喻国明等(2017)认为,智能化将成为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不仅将形塑整个传媒业的业态面貌,也将在微观上重塑传媒产业的业务链[18]。彭兰(2016)认为,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一个万物皆媒的泛媒时代正在到来。它首先表现为物体的媒介化,其次表现为基于可穿戴设备及其他传感器应用的人体终端化,隐私保护问题也因此变得突出[19]。黄升民、刘珊(2012)指出,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导致了传统广告与营销体系的失效,一方面推动全新的营销体系的诞生[20]。沈浩和黄晓兰(2013)则认为,随着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大数据会越变越大,而网络科学和数据科学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必须拥抱大数据,拓展新闻传播研究新疆界[21]。

以社会网络分析为先导,以大数据挖掘为基础,近年来,社会计算在传播学领域的运用,成为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新趋势。随着不少研究者的推动和参与,计算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门新兴子学科的影响正日益凸显。王成军(2016)指出,计算传播学主要关注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基础,以传播网络分析、传播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人类传播行为数据,挖掘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规则,分析模式背后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原理,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于数据新闻和计算广告等场景[22]。

技术的风险也得到了审视,例如近年来对算法机制的批判。王茜(2017)使用内容分析法考察了90名大学生使用“今日头条”的三周新闻推送记录,发现新闻价值观已内嵌于其算法机制的代码设计和编写之中[23]。孙萍(2018)提出,未来传播学对于算法的研究方向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算法与社会身份的建构;二是算法与新型社会传播机制的建立;三是算法话语的表征和传播实践,这里的话语表征指的是围绕算法所形成的社会话语和表达方式;四是算法的批判和反思性研究[24]。

2018年4月,国家网信办接连约谈火山快手,以导向不正、格调低俗为由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算法是否具有价值观引发热烈讨论

总之,在本体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互联网的本质和演进逻辑以及其为传播学拓展的空间等的认识愈发清晰。一些本体研究也为后续的使用、现象、实用、规范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概念指导。但总体而言,理论层次还不够高,重量级成果尚未出现。许多研究只是对各类新媒体、新技术的简单描述。

媒介技术的使用,是媒介研究经久不衰的课题。互联网为这一课题提供了挖掘不尽的富矿。在研究对象上,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关注内容生产方,特别是专业新闻生产者、媒体机构在网络时代的传播实践。如王辰瑶(2010)在对多位新闻工作者进行深访后发现,在新技术带来的环境巨变冲击下,构成传统新闻实践结构的三个最主要元素——配置性资源、生产规则和权威性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无论是在获取信息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还是在期待社会的认可方面,传统新闻实践的结构性特征依然在当下的网络新闻生产中稳定地发挥着制约作用。这类研究,让我们得以看清传统媒体在变化时代的“变”与“不变”,弥补了主流话语的缺失,发挥了使用研究应有的作用[25]。

另一类主要关注用户,特别是农民工、青少年和大学生、女性、少数民族、同性恋等群体如何使用这一21世纪的新媒介,这些媒介又对其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通过挖掘影响媒介技术采用的相关因素,研究者多方探讨媒介技术使用者的社会资本、身份认同、知识鸿沟、政治参与度、幸福感,观察和理解人们如何在网络上进行社会交往和意义建构。比如,大量研究均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中新媒体使用的活跃群体,但其使用新媒体主要是为了通信交流和消遣娱乐,而不是为了跟上潮流和获得服务。这类研究有助于打破社会对于各分层群体的刻板印象、认识误区,不仅深化了本体研究对媒介技术潜能的认知,也为之后的现象研究、实用研究、规范研究等,提供了事实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早期这方面的研究以思辨为主。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在学界的传播,使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逐渐增多。

在定量方面,使用研究产出了大量成果。如潘忠党、於红梅(2010)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传统媒体的冲击[26];钟智锦(2010)分析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27];张洪忠、李楷(2009)的受众新媒体依赖研究[28];李晓静、张国良 (2012)的社会化媒体可信度研究[29];韩晓宁等(2014)的微信内容依赖研究[30]。其中,不少研究领风气之先,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比如匡文波(2011)的《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吗?——基于手机媒体的定量研究》一文通过调查发现,新媒体在规模、可信度上均不亚于甚至超过传统媒体,起到了为新媒体正名的作用[31]。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研究除了证实了一些常识之外,并未提供太多知识增量。虽然不无作用,但总体上对网络传播研究的启发有限。

此外,考虑到因果性研究的难度较大,许多学者转而展开探索性研究,试图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参考,如喻国明、张洪忠等发展的媒介公信力判断力量表(2007)[32]。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探索性研究未能激发足够的跟随研究。

在定性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研究的对象五花八门,但实际上却是在重复相似的结论。真正具有启发性的事实发现很少,更不用说从事实中提炼新的理论了。例如,“新媒体是使用者社会资本增长的有效工具,但其效能的发挥却受到社会结构的深刻制约”这一结论,在新生代农民工、杭州家政女工、城乡迁移者等许多研究对象中都可以发现,被对手机、QQ、社交媒体等的研究反复论证。即便最后的结论存在差异,也如胡翼青(2016)所言: 要么是媒介中心主义的,要么是媒介的有限效果或使用满足,不是陷入技术决定论,就是谁都可以想到的常识性的结论,或者干脆就不是一个与传播有关的结论[33]。

随着互联网及其应用的扩散,网络传播活动在人类传播实践中的比重不断攀升,网络逐渐从少数科学研究者的交流平台,进化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数字社会。大量传播活动在这个数字社会中展开。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在此过程中孕育。而现象研究,关注的正是网络与人类相交后,形成的一系列新传播图景。也因此,这类研究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性。

一种是对网络社会本身的传播特性进行描述和分析。如许英(2002)指出,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在使用媒介、参与者构成和共识的达成方式上都与传统的公共领域有所不同。它空前多元,但正变得越来越与国家无关,越来越与传统意义上的民主无关,但或许有助于建立新的、更为完美的民主原则[34]。郭玉锦、王欢(2005)提出,网络公共领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网络提供了不在场与匿名性,二是网络实现了自主性与真诚性,三是网络提供了平等参与性与公共性。虽然信息网络所提供的双向沟通理性模式并不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的沟通模式,但这种公民参与方式已提供了一个较佳的参与情境[35]。

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该概念指涉一种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强调公民讨论的自由性和议题的公共性,互联网出现后有较多学者认为其有助于形成真正公共领域

另一种关注的则是网络空间中的各类社会性行动(包括但不限于话语表达)的特征。既有总体的舆论,也有具体的事件。

关于网络舆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现象,也自然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不少研究专注于探究传统传播规律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性。如刘海龙(2001)从沉默螺旋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假设出发,检验了在网络社会中“孤立恐惧动机” 、“公开表达”等概念的适用性,认为沉默螺旋产生的基本条件在网络空间中仍然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坚分子”的分析,揭示了网络空间中沉默螺旋表现的一些特殊之处[36]。到2003年后,网络舆论的力量真正在中国社会中得以体现,学术界也从检验旧理论发展到尝试提出新的分析框架。这其中,有对网络舆论的整体性分析,如赵茹(2010)指出,新媒介条件下公共舆论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媒介与法理社会的契合度增加;观点自由市场开始挑战精英主见;把关人逐渐消亡、现场多方位再现;技术手段不断强化着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37]。也有对不同舆论场的解读,如熊茵、赵振宇(2016)指出,微信独有的“圈子”格局特征决定了其传播特殊性以及舆情表达和传播的特殊性[38]。张志安等人(2016)指出,与微博舆论场交叉、沟通、互动等特点相比,微信舆论场呈现出“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的特点[39]。

关于网络事件,相关研究蔚为大观,触及事件的特征、机制、影响等各个层面。不少研究具有启发性。例如杨国斌(2009)认为,网络事件的发生既不依赖资源动员,也不依赖政治机会。网络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能够激发网民的情感,调动他们的力量,从而刺激网络互动,酿成网络事件[40]。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研究采取了经验研究的方法,以期获得对于网络事件更为精准的认识。如蔡盈洲(2014)收集整理了2004年到2012年发生在国内的16件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谣言,在此基础上展开谣言的人物关系分析,发现谣言中所涉及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两个群体:一个是以警察、干部和富商为代表的强势群体;一个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群体之间存在竞争和对立,具有社会心理机制的 “替罪羊”效应[41]。李良荣、郑雯、张盛(2013)等则采用QCA 质性资料分析方法,对 195 个案例群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事件发生地(place)和公众诉求(goal) 是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必要事件属性[42]。

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信息交流的新手段,而且还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空间。研究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形成了比大众传播时代更为复杂多样和绚丽多彩的文化现象[43]。其中,“参与性”被视为网络文化的核心特质。蔡骐、黄瑶瑛 (2011)指出,以网络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参与式文化体系。网络不再像传统媒介那样以内容为核心,而是结成了一个个以用户生成内容和人际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从而让那些一直处于小众和尴尬境地的亚文化有了展现自我的新舞台[44]。从小清新文化,到吐槽文化,从鬼畜文化,到丧文化……相关议题总能被迅速覆盖。研究还触及网络视频文化、网络游戏文化等具体的文化生态。

网络文化发展出的独特的符号、语言、文本样态,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如张宁(2016)认为,表情包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游戏本质,在娱乐和狂欢中青年亚文化的 “抵抗” 会失去明确的指向,而拼贴、戏仿、恶搞等复合制作手法也会消解和分裂文本原有的意义,最后的结果就是“意义被放逐”,这是传播意义上的消解[45]。

还有学者将目光投向了网络文化的生产者。如常江(2015)通过对天涯网、优酷网原创频道和豆瓣网的45位资深用户进行深度访谈,发现互联网文化生产者虽然自我认同或想象性认同为“精英”,却不得不采用深受国家-市场结构影响的大众文化的生产方式从事文化生产;在创造了“流行”的同时,又鄙夷或厌弃这种流行,俨然一种自我否定的辩证法[46]。

网络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景观,是粉丝文化。研究者们普遍认识到,网络粉丝文化对于粉丝个体的自我认同、群体融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文化背后的传播机理,也有比较深入的分析。如潘曙雅、张煜祺(2014)指出,依托互联网直播和实时讨论功能,网络粉丝社群仪式的参与者能够聚焦于同一对象之上,并且能够感觉到彼此情感、行为、态度上微观的变化。而依托于社交媒体的搜索功能,行话、帖子前缀等准入机制除了可以在社群内部实现身份认同,也可以帮助游离在社群之外的粉丝寻找到粉丝社群,从而扩大社群的规模[47]。

微博超话(饭圈称为“广场”)已经成为粉丝必争之地,在广场发帖除了分享快乐以外还能聚集同好,建立虚拟社交关系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也带来许多新的经济现象。维基经济、粉丝经济、共享经济、知识经济、社群经济,不一而足。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其展开分析解读,也成为一种流行的研究路径。例如,杜智涛、徐敬宏(2018)剖析了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底层逻辑,将影响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因素分为两类:需求因素和体验因素,发现体验因素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需求因素[48]。胡泳(2017)同样指出,大量付费产品所卖的可能连内容都算不上,更准确的概括或许是,它们卖的是体验[49]。金韶、倪宁(2016)认为,移动互联网社群呈现全新的传播特征,用户参与的生产模式、品牌社群的营销模式、体验至上的消费模式,共同建构了自组织循环的社群商业[50]。

网络也变革了政治传播的方式方法,使得该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王维佳(2017)综合多种案例材料,通过展现政府网络舆情引导、“微政务”传播等多个领域的发展现状,初步勾画了中国“媒体化政治”的整体面貌。在此基础上,分析“宣传媒体化”、“行政公关化”这一发展趋势的历史成因,及其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复杂影响[51]。赵路平、于泓洋、叶超(2017)对特朗普推文进行大数据分析,探讨其网络政治传播策略[52]。

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河南省政务微博开通数量达到10185个,政务头条号达7485个,政务抖音号760个,宣传媒体化、行政公关化现象已非常普遍

在诸多政治传播现象中,后真相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胡翼青(2018)指出,后真相的症候说到底源于对以往社会信息机构功能和意义的彻底解构。在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面前,受众看穿了大众媒体的真相,与此同时,又丝毫不认同社交媒体和公民新闻扮演的角色[53]。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新的研究方法得以运用到现象研究中。先是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得到重视,后是大数据方法的先进性为传播学界所认知。一些论文以此观察诸多新型的传播现象,分析其传播机制。如张志安、束开荣等(2016)将微博、微信的舆论研究嵌入特定的关系网络模型中考察以分析舆论场的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验证其圈层区隔与层级互动等特点[54]。李彪(2011)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双核心式的哑铃传播空间结构模型,解析诊断网络传播事件传播结构差异性的构成,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55]。韩纲、朱丹、蔡承睿、王文(2017)通过对推特上百万余条推文的语义分析,把握社交媒体或社交网络上健康传播的动向,提出与医疗保健和健康传播相关的有效策略[56]。

[1] 王井:《我国网络传播研究十年状况综述——以四种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为例》,《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4期,第108-109页。

[2] 张小强、杜佳汇:《中国大陆“新媒体研究”创新的扩散:曲线趋势、关键节点与知识网络》,《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7期,第30-57页。

[3] 付玉辉:《2015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综述》,《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期,第28-41页。

[4] 陈刚:《新媒体时代营销传播的有关问题探析》,《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9期,第22-25页。

[6] 杜骏飞:《泛传播的观念: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第47-54、109-110页。

[7] 何威:《网众与网众传播——关于一种传播理论新视角的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第47-54、109-110页。

[8] 李沁:《泛在时代的“传播的偏向”及其文明特征》,《国际新闻界》 2015年第5期,第6-12页。

[9] 高钢:《物联网和Web 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2期,第2-13、95页。

[10] 彭兰:《万物皆媒——新一轮技术驱动的泛媒化趋势》,《编辑之友》2016年第3期,第5-10页。

[11] 方兴东等:《中国互联网20年:三次浪潮和三大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3-14页。

[13] 彭兰:《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中国互联网20年的渐进与扩张》,《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第17-23页。

[15] 喻国明:《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角色的转型及行动逻辑》,《新闻记者》2012年第4期, 第5-10页。

[17] 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第2-19页。

[18] 喻国明、兰美娜、李玮:《智能化: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兼论“人工智能+媒体”的基本运作范式》,《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3期,第41-45页。

[19] 彭兰:《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 第6-24页。

[20] 黄升民、刘珊:《“大数据”背景下营销体系的解构与重构》,《现代传播》2012年第11期,第13-20页。

[21] 沈浩、黄晓兰:《大数据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挑战与创新》,《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 第13-18页。

[22] 王成军:《计算传播学的起源、概念和应用》,《编辑学刊》2016年第3期,第59-64页。

[23] 王茜:《打开算法分发的“黑箱”——基于今日头条新闻推送的量化研究》,《新闻记者》2017第9期,第7-14页。

[24] 孙萍:《算法与传播学研究:概念、争鸣与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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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潘忠党、於红梅:《互联网使用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从使用与评价切入》,《新闻大学》2010年第2期,第4-13页。

[27] 钟智锦:《使用与满足: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0期,第99-105页。

[28] 张洪忠、李楷:《受众对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同内容的依赖比较——以成都地区居民调查为例》,《当代传播》2009年第1期,第29-32页。

[29] 李晓静、张国良:《社会化媒体可信度研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6期,第105-114页。

[30] 韩晓宁、王军、张晗:《内容依赖:作为媒体的微信使用与满足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第82-96页。

[31] 匡文波:《新媒体是主流媒体吗?——基于手机媒体的定量研究》,《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6期,第80-84页。

[32] 喻国明、张洪忠、靳一:《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量表之研究——基于中国首次传媒公信力全国性调查的建模》,《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第12、15页。

[33] 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51-56页。

[34] 许英:《论信息时代与公共领域的重构》,《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50-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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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刘海龙:《沉默的螺旋是否会在互联网上消失》,《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5期,第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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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张志安、束开荣:《微信舆论研究: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新闻记者》2016年第6期,第29-37页。

[40]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九期(2009),第39-66页。

[41] 蔡盈洲:《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的人物关系分析》,《现代传播》2014年第10期,第41-45页。

[42] 李良荣、郑雯、张盛:《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19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现代传播》2013年第2期,第25-34页。

[44] 蔡骐、黄瑶瑛:《SNS网络社区中的亚文化传播——以豆瓣网为例进行分析》,《当代传播》2011年第1期,第14-16页。

[45] 张宁:《消解作为抵抗:“表情包大战”的青年亚文化解析》,《现代传播》2016年第9期,第126-131页。

[46] 常江:《以先锋的姿态怀旧:中国互联网文化生产者的身份认同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5期,第108-126页。

[47] 潘曙雅、张煜祺:《虚拟在场:网络粉丝社群的互动仪式链》,《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9期,第35-46页。

[48] 杜智涛、徐敬宏:《从需求到体验: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影响因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第18-39、126页。

[50] 金韶、倪宁:《“社群经济”的传播特征和商业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4期,第113-117页。

[51] 王维佳:《反思当代社会的“媒体化政治”》,《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第2-7、17、45页。

[52] 赵路平、于泓洋、叶超:《特朗普怎样使用推特——对特朗普推文的大数据分析》,《新闻记者》2017年第7期,第19-23页。

[53] 胡翼青:《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第23-29页。

[54] 张志安、束开荣:《微信舆论研究:关系网络与生态特征》,《新闻记者》2016年第6期,第29-37页。

[55] 李彪:《网络事件传播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第3期,第90-99、113页。

[56] 韩纲、朱丹、蔡承睿、王文:《社交媒体健康信息的语义分析:以推特上癌症相关推文为例》,《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第42-62页。